重温徐汇保密故事： “民族的号手”——任光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报晓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今衡山路811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三十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1953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张唱片《新疆好》也是在此录制。
百年来，“百代小楼”中相继走出了许多对中国音乐发展影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黎锦光、冼星海、聂耳、周璇、胡蝶……其中很多人如今已成为一代传奇。这里不仅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也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打回老家去》等，都在这里录制诞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首版唱片由百代唱片公司于1935年5月9日录制，编号为34848b。百代唱片公司之所以能够录制发行数量众多的抗日救亡歌曲，一方面得益于百代唱片公司是外国公司，不受国民党政府审查的特殊地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后，非常重视文艺的宣传、教育和动员作用，在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左翼文化，推动了民族音乐、进步音乐的巨大发展。同时，党组织十分注重在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发展党的力量。早在1925年10月，当时的中共徐家汇独立党支部的下属组织就已经包括了百代唱片公司。1940年成立中共徐汇地区工作委员会后，百代唱片厂以及大中华橡胶厂等党组织也在其领导之下。在30年代的百代唱片公司，更是集聚了田汉、聂耳、安娥、冼星海、吕骥、张曙、贺绿汀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左翼音乐家。他们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进步文艺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上海地区掀起了抗战文化救亡运动的高潮。今天介绍的任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第二篇 “歌声里的中国”
“民族的号手”——任光
任光 （1900－1941）
中国近代音乐家、作曲家。1900年11月9日，任光出生在浙江省嵊县东前街。1917年夏，任光中学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8月，任光离开祖国，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音乐。
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在法商经营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同名进步影片插曲，王人美主演并主唱），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1936年，他又以“前发”为笔名，创作了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强烈地表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之便，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新的女性》、《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左翼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还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一次，任光来到这个合唱团，凭着他极为敏感的辨音能力，很快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他马上将聂耳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不久让聂耳当了音乐部副主任，成了自己的助手。这为聂耳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写出《义勇军进行曲》后，当时百代唱片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坚持说：“我们歌词中没有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哪个也没提，一般地讲，抗战！应该可以发。”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1935年5月9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家伦、郑君里、袁牧之等7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任光和聂耳在一起共事，真诚地合作帮助，增进了战斗情谊。聂耳一直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任光也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法国左翼文化组织“民众文化协会”委员，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有42个国家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为祖国难民募捐演出。1939年5月，任光赴新加坡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致力于唤起在南洋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大家最熟悉、最富号召力的歌曲，推动了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爱国热潮。
1933年1月，任光与聂耳、吕骥、张曙等人参加了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研究苏联的优秀歌曲作品，探讨作曲方面的得失，经常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拥护和平的人民民主权利政治运动。同年2月，任光又与聂耳、吕骥、张曙、安娥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和创作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积极地为音乐注入新时代的灵魂。
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作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多名左翼文艺家被捕，任光得知好朋友阳翰笙入狱，就立即赶往他家探望，并拿出薪金给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那时由于时局恶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曲作者孟波和《大刀进行曲》的曲作者麦新的生活非常艰苦。任光得知后，就特意让孟波和麦新到百代公司去录音灌唱片，优先付给他俩20块法郎稿酬。
1933年，在中共领导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任光与聂耳、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当选为协会执委。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运动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影片《空谷兰》本来是一出贵族家庭的悲喜剧，任光却借机安插进了两首救亡歌曲:《抗敌歌》和《大地进行曲》（均为安娥作词）。他还为影片《大路》写了富于儿童情趣的《燕燕歌》；还根据安徽民歌改编了《新凤阳歌》；为电影《王老五》插曲《王老五》等更是风靡一时，成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
“九一八”事变后，任光更为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创作了许多激励抗日军民斗志的歌曲。1932年，任光创作了歌曲《十九路军》，歌颂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任光创作了《别了皖南》（又名《新四军东进曲》），这是任光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最后的作品。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转移过程中，任光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资料来源：徐汇区志、《大江南北》2010年第4期《峻松：“民族号手”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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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区保密局
编辑：叶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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